今子曰国治则为礼乐，乱则治之，是譬犹噎（渴）而穿井也，死而求医也。

针对上述人性论，孟子是这样解释自己的人性观点的： 乃若其情，则可以为善矣，乃所谓善也。我本来也许会待在我自己的有限的自足之中，而推动我超越自己的这种自足的不自足状态的是他人。

这一有待于寻找的我自己，这一据说拥有内在的善端或善性的我，因而只能是我的可能性。就在承担我对他者的责任这一主动行为中，我得到并把握了我的本心。因此，仁并非绝对地内在于我。这里，我们注意的是，在孟子看来，要求于王者的不是忍而是不忍。透过孟子性善论表面上的薄弱，孟子要求我在自己之内寻求、发现、保存、扩充的其实也许正是我对自己对于他者的责任的明确肯定与承诺。

孟子在不同然而相互关联的意义上使用心这个词。这就是说，不悌已然蕴含着一根本性的悌。那么，用以类别图书的六艺何所指？《艺文志》的作者这么回答：六艺之文：《乐》以和神，仁之表也。

恭俭庄严，《礼》教也。《书》以广德，知之术也。儒家思想一旦由学变为术，它就背离了为己的目的，变成了治人的手段，成为统治方术。但凡对儒家学问有所了解者，不仅熟知儒家的学问为六艺之学，而且熟知儒家的六艺指谓有两，一是指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部经典，另是指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六种技艺。

然而人虽有六行，细微难识，唯先王能审之。至于孔子是否真的使用六艺称谓，他并未深究。

三以上的考证已足以证明：尽管在秦末已出现了六艺称谓，但儒者以六艺代称六经不会早于汉初。首先，从本文上面所引的材料来看，汉儒只是以六艺代称六经，既没有以之改变六经称谓之实，更没有以六艺（六种学科）规范五经，从六艺之经的意义上称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》（五经）为六经。其为人也，温柔敦厚，《诗》教也。所以不敢轻信，是基于这一考虑，如六艺称谓果定于孔子，则在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荀子》等先秦儒家的著述中，都不使用六艺称谓，就无法解释，因为对儒家来说称六经为六艺毕竟不是无关弘旨的小问题。

《艺文志》首列六艺略，它序六艺为九种。六法藏内，变流⑥ 而外遂，外遂六术，故谓之六行。那么，六艺称谓出现于何时？传统的说法是以为六艺称谓定于周公。由此虽然不敢断定以六艺代称六经始于董仲舒，但可以断定董仲舒乃称六经为六学之始作俑者。

比较这两种说法，可知后一种说法只是泛言《春秋》表达的是圣人的微言大义，而前一种说法则明确说出所表达的微言大义具体就是指名分，这就不难推断前一种说法是对后一种说法的完善。《春秋》以断事，信之符也。

可荀学和庄学毕竟分属儒道两派，因而不《春秋》言其微而称《春秋》道名分，就不可能是出自师门相传，而可很能是因为在当时学界已流行那样的说法，庄子后学只不过取当时学界流行的说法而已。根据这一见解，他断言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中的六经称谓，都非指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种经典，而多是‘六艺之经的简称（同上书，第39页）。

但在《荀子·大略》中却论及《易》体现了夫妇之道：《易》之咸见夫妇，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，君臣父子之本也。凡人弗能自至，是故必待先王之教，乃知所从事。艺在先秦人的著述中，主要是种植的意思，后来凡谋生的活计都统称为艺，例如，孔子就说过：吾不试，故艺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，这是说他所以学手艺（技艺），就因为他不为朝廷所用，没能当官。但六学既是王教之典籍，则足以说明六学同六艺一样，也是对六经的别称，而非强调六艺别有所指。基于这样的认识重新认真研读《新书》、《新语》，很容易就发现无论是贾谊还是陆贾，都无例外地从术的意义上强调经就是艺。在回答汉武帝策问时，董仲舒希望汉武帝立儒学为国家的惟一官方哲学，诸不在六艺之科、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，勿使并进（班固：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）。

③ 苏舆：《春秋繁露义证》，中华书局，1992年，第303页④ 《汉书·儒林传》别称六经为六学，当源于此。但紧接此句下有这样的说明：荆廷尝有神白猨，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，荆王请养由基射之，养由基矫弓操矢而往，未之射而括中之矣。

① 章氏此说，显然基于推论，缺乏史料根据，如果确如其说， 则在《孟子》中既无六经称谓，又无类似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的排列，就很难做出合理的解释。至于《春秋》，国史秘密，非可公布，《易》为卜筮之书，事异恒常，非当无务之急，姑均不以教人。

这里需要强调的是，即便将来的出土文献可以证明《周礼》确为周公所著，也并不足以说明在春秋时代已出现六艺即六经的提法，因为《周礼》（《周官》）所谓六艺并不是指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种经典，而是指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六种技艺。此根据当然又是建立在《周礼》为周公所著的基础之上。

《泰族训》所云夫观六艺之广崇，穷道德之渊深，惟有一处是实指，其曰：六艺异科而皆同道。清明条达者，《易》之义也。苏舆这一说法，不仅将称六经为六学的创立权归于董仲舒名下，而且揭示了其所以改称六经为六艺的原因：他既不想用这个字，又考虑到《乐经》已亡佚，再用六经术语称谓儒家经典名不副实。在六艺即六经这一观念的影响下，学者们总习惯于将六经称谓之流行看作即六艺称谓之流行，例如，有学者认为，古人以六艺称谓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部经典，始见于《礼记·经解》和《庄子·天下》②。

苏舆《春秋繁露义证》在天生民有六经处注有或云‘六，当为大（苏舆：《春秋繁露义证》，第303页）。而且，汉儒还进一步将六艺解为射、御、礼、乐、书、数，以便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经相提并论，这说明重技能训练在汉儒那里并不亚于重思想陶冶。

是以阴阳天地人尽以六理为内度，内度成业，故谓之六法。故《易》之失鬼，《乐》之失淫，《诗》之失愚，《礼》之失忮，《春秋》之失訾。

正如前面所言，《周礼》未必为周公所作，即便假定它为周公所作，也不能推出孔子所谓艺即是周公所谓六艺的省称。《诗》者，此之志者也。

这里又明确称六艺为六学。问题是，从司马迁的这一喜好中，能捕捉什么信息呢？这无法考证，只能作这样的推测：较之战国时代的学人习惯以六经称谓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汉武帝时的学人更喜欢以六艺称谓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。他的这一建议，就是要汉武帝不要将儒家的六经仅仅看作一种学问，而要以其思想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，变儒学为儒术。汉儒将先秦六经改称为六艺，并非出于学科规范考虑，而是服务于其变经为艺、变学为术的学术转向。

何谓六理？道、德、性、神、明、命，此六者德之理也。何以见得它为后人所增？这可以通过分析《大司徒》和《保氏》关于六艺的记载来把握。

《诗》以正言，义之用也。六学者，王教之典籍，先圣所以明天道、正人伦、致至治之成法也。

善恶不相干，贵贱不相侮，强弱不相凌，贤与不肖不得相逾，科第相序，为万（引者注：此下原脱三字）而不绝，功传而不衰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为得其所，乃天道之所立，大义之所行也，岂以（引者注：此下原脱二字）威耶？这里先强调提倡六艺就意味着重视儒术，然后指出儒术之功用不衰便表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仍在发挥作用，这说明陆贾所谓六艺实际是指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等六部儒家经典。所谓修经艺，是要求儒者将经不是作为学来掌握而是作为术来运用，也就是董仲舒的对策所强调的用儒术。